永祥严查，而丝毫没有怀疑到他的身上去。

　　不过，眼下对藤井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一是经过了何永祥的出卖，军统的北平组织现在基本已经全部瘫痪了，除了被捕的人员，其他人显然不敢再有任何活动了，因为只要一活动日本人就知道他的坦白不彻底，还留有余地，对他就会不客气的。二是被捕的人里也有人变节了，供出了**的北平地下组织和他们合作联系的人，根据这个线索，日本宪兵队和邵敬堂的安全局侦缉队出动，一举抓获了地下党的十余名成员，有些发现不妙的人赶紧躲进了大专院校才暂时幸免于难。那时候，日本人为文化占领中国，内阁曾下令任何日军人员不得进入到大学校园里抓捕人员，以争取国际舆论证明日军在中国的占领行为是文明的。

　　所以当时大专院校照样进行抗日的示威游行，而这时的鬼子并不出动镇压，而是指示安全局、警察厅甚至是保安司令部出马镇压，抓捕。但即使这样，伪警察和侦缉队的人也不得进入校园抓人，因此几所大学变成了北平的临时避难所。在这点上，各占领区的大专院校也都差不多是这样的，成为当时独特的特色，这也是日军担心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都撤离他们的占领区，造成占领区文化和人才空白的原因。

　　现在，连何永祥也没想到因为他的出卖，连累了国共两党的人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北平的地下党也因为再次遭受到日本人的破坏而转入了更隐蔽的地下。只有姜泉水同志还依然出现在各公共场合进行活动，但危险也时时存在了。

　　当时的地下市委经过了开会讨论，认为这次日伪的联合行动一定是出了重要的叛徒，不是军统方面的，就是**自己这边的那个重要人物被捕叛变了，而他的叛变并未被日军公布出来，所以这是更加危险的事情，因此此人可能还在继续公开的活动着，对今后的地下工作会带来极大的隐患，这个人必须被找出来。

　　经过分析，北平的同志认为邵文学的嫌疑最小，因为他此刻还在日本培训，他要是叛变的话应该在北平而不会去了日本再变节，所以此人应该是可以信赖的。

　　会上，手枪队长时有贵提出：“姜书记，会不会是何永祥叛变了，他去重庆开会，我听周文权股长说他返程的时候没有从武汉到北平这段时间上的痕迹啊？”

　　敌工股长周文权肯定了时有贵的说法，他说：“我之所以还没敢把这个怀疑说出来，是因为敌

　　人并未对邵文学下手，而邵文学一定是军统里的重要人物，何永祥不会不和他有所联系的。上次的‘北字计划’就是邵文学通过何永祥电告戴笠的，而戴笠也随时和我们延安方面进行了沟通，这样在国共互通信息的情况下，才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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