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这种向上升的路径确定下来，固定下来，百姓才会真正重视起社学，愿意将孩子送到社学中来。
事实上，开春时许多百姓宁愿自家的孩子种地当劳力，也不愿送到社学中来，还是张博志带人劝说了许久，说了无数的话和道理，这才让社学有了生机。
张博志走访过许多百姓，也了解过百姓不愿送孩子上学的原因，归纳为三类：
其一，劳力，干活。
五十亩地啊，生了娃不就是为了种地的，读书，那是啥东西，祖上八代都是农民，不是读书的料。
其二，学不出来。
天下学子无数，考试难度那么高，朝廷三年才取那么几百人，分散到全国，能有几个是移民的孩子？与其当个书呆子，还不如早点干活，存点钱娶亲生子，繁衍后代。
其三，心疼孩子。
说先生体罚孩子，鞭挞绳缚，若待拘囚。
这点张博志没办法反对，也反对不了，在洪武朝时，一些县州府学，包括国子监，对学生的体罚问题都是很严重的，国子监因为在京师，受到的关照最多，不过他们比较幸运，体罚不多，砍头的多……
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仇寇而不欲见”的场景，不过这种问题在洪武后期得到了缓解，原因是朱元璋的精力大不如从前，没空管教育这块。
为了彻底打消百姓顾虑，也为了规范社学，张博志、孙举文连同上百名“社师”，经过一个多月的商议，编写了一份《社学教条》，而这也成为了大明第一份规范社学发展的倡议公约。
在京师的朱允炆正翻看着《社学教条》，这是一份地方性公约性质的倡议，但此时此刻，朱允炆决定将其略作修改，形成朝廷文书，公之于众。
“这份《社学教条》是北平布政使张昺送来的，张博志、孙举文等先生倡主笔所作，其中内容解决了社学诸多问题，朕以为可行，你们看看。”
朱允炆对内阁解缙、国子监祭酒杨士奇、司业李-志刚三人问道。
解缙三人看过之后，连连点头。
杨士奇称赞：“此《社学教条》开篇明义，调理明晰，又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核心，适合社学学子。”
李-志刚表态支持：“国子监革制在先，天下府州县跟之，然许多地方社学依旧遵循洪武时期的规制是不妥的，当改弦易辙，对标县府学主张。”
解缙低着头审视着《社学教条》，肃然道：“张博志、孙举文主张遵循因材施教，视孩童实际而教学，不以教学而教学，是为大才，大智慧。”
朱允炆欣慰不已，道：“你们看其才，朕看其法。社学课表朕看过，虽有些宽松，然又贴合百信生活，须知许多十一二岁的孩子在乡下已开始挑大梁了，黄昏准其课业结束，帮衬下家里，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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