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整理好奏折，感叹道：“可惜，他们看不懂，总一位宽仁四方才是治国之道，总认为国虽大好战必亡。你看着吧，反对之声怕会不绝于耳。”

　　郁新自是清楚这一点，儒士所接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在对外上过于宽容，总希望寻求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这些年来，朱允炆兴盛文治的同时，并没放下过武功，或许这种开拓、战争与冒险，让他们不安吧。

　　事实上，自己也不安。

　　郁新坐了下来，陷入沉思，从目前来看，朱允炆所作所为并没有错，只是感觉这一切发生的有些恍惚，总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似乎这一切的对策，早已摆在了朱允炆的桌案上，阳江事件的出现，恰恰给了朱允炆这个机会。

　　梅殷也好，铁铉也好，都极力主张对陈祖义出动水师，可没一个人主张对倭国宣战的，更没有一个人能想到派遣使臣去朝-鲜，商议借水道或合击倭国，可偏偏朱允炆的三道旨意中，只有第一道是针对陈祖义的，第二道与第三道都是针对倭国。

　　这个皇帝，对倭国还是一如既往的，嗯，苦大仇深？

　　没错！

　　就是苦大仇深的感觉。

　　从建文元年赶走倭国监生，下旨禁绝倭国进入大明及海域，到后来整顿沿海卫所，清剿倭寇，再到如今彻底宣战，甚至有对倭国斩尽杀绝的意味。

　　看过往，只是与倭国沾边，朱允炆就没打算善罢甘休过。

　　郁新甚至怀疑，若是鞑靼、瓦剌犯边，杀了大明几百军士，朱允炆很可能不会如此态度，最多也就是加强戒备，找机会收拾过来。

　　朱允炆看到了方孝孺的奏折，对这位大儒的耐心也消磨殆尽，下旨传召方孝孺入殿，没有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方孝孺出宫这段路上摔了三个跟头。

　　翌日一早，方孝孺上了奏疏，表示自己年纪大了，想要回家宁海过几天清闲日子。面对如此大儒请辞，朝廷至少应该走走程序，挽留一次，让方孝孺再次请辞，再挽留一次，再请辞，第三次的时候批准，可这次内阁与朱允炆都很干脆，程序都没走，直接批了。

　　方孝孺的离开，标志着朱允炆正式对守旧儒学、守成儒学、对外宽仁儒学出手。

　　在朱允炆、杨士奇、李-志刚等主导下，国子监儒学不得不适应这一变化，从各类典籍中寻找理论依据，补充开拓、进取、伟业等内容，将治国平天下中的平天下，引申为国无敌患，四海清平，天下方平。

　　思想的转型是缓慢的，但毕竟已经开始。

　　看不清形势，甘愿缩头，打着为民为国旗号反对朝廷清剿海贼、对倭国宣战的一干儒士、官员，不需要朱允炆清理，吏部就先一步动作起来。

　　吏部尚书蹇义经过几年的沉淀与观察，终于了解了朱允炆的政治理念与方针，开始迸发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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